清代碑学的兴起，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特别是康有为“尊碑卑帖”之论盛行后，人们的审美观点大为改变，重骨力尚气势追厚重求粗犷成为时尚书风。遒媚潇洒清劲爽快的帖学虽然受到冷落，但仍然在书坛上占据着重要地位，因此基本形成了书法碑帖双向发展的模式。后来有识之士尝试着将碑帖书法进行融合，虽然路途艰辛有得有失，但终归出现了诸如于右任、沙孟海等不少成就颇高的书家。因此这条山重水复而又极具诱惑力的书法创新之路，吸引者众多勇于攀登的书家。近期得见亚涛君之书，发现其也是一位不畏艰难上下求索碑帖兼修的实践者，这种大胆选择和积极向上的可贵精神令人钦佩。
　　亚涛君志学之年即留心翰墨，初习唐楷继喜魏碑，特别对笔力雄强圆劲、结字宽博舒展、气势豪迈磅礴被推为圆笔典范的《郑文公碑》情有独钟，经过近二十年的临习参悟，苦心孤诣所得良多。其结字骨气洞达，气象不凡，善书之声雀起。之后其又不甘心亦步亦趋的学习古人，有感于刘熙载《艺概》所谓“北书以骨胜，南书以韵胜。然北自有北之韵，南自有南之骨。”意欲将雄健深刻以骨力见长的北派碑板体势，与风流温雅以韵致动人的南派帖学书法取长补短合二为一。于是采取了肯定、否定、否定之否定精神，敢于抛开成绩挑战自我，开始了碑帖兼修的书法学习和创作的尝试。在此过程中，他大胆借鉴前人碑帖结合经验，取法视角不囿于碑学帖学，在字体上也不限于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，打破了流派意识和门第观念，凡符合自己审美意识者均广采博取为我所用。更服膺王铎“书不师古，便落野俗一路……善师古者不离古、不泥古”之学书理念，在临帖上不拘于形似，而是更注重意趣韵味，溶他人魂魄铸自家风神。在广泛临习中，在行书上最终确定以清人浑厚平正一路书法为主攻目标，对沈增植、翁同龢、潘临皋、李瑞清等大家笔法意韵所得尤多，故其行书或浑穆、或奇崛、或清雄，均能气沉力实，格调不凡。在楷书上心仪于王宠、八大山人，特别对弘一法师用笔之干净、结体之疏朗、气息之清雅顶礼膜拜，观赏亚涛众多的颇具空、灵、静的小楷册页，可以体会到其于此类风格的理解之深。
　　亚涛君之优点在于聪明而不舍勤奋，每年临池所废之纸何止三千，仅册页就有百本之多。其敏于事而不固执，能够时刻反省自己，不骄傲自满独持偏见，不固步自封一意孤行，力争广采博取厚积薄发，不畏艰险勇于攀登。在快节奏重物质的时代，人们难免浮躁。亚涛君有大隐于市之志，完全以一种“游于艺”的心态来对待书法，尽量减少功利因素的干扰，以亲近经典与古为徒为乐。这种游离于当代书坛之外的状态，使其笔下不沾染时风流弊，尽显临池获得的“古意”和面貌一新的自我“另类”。苏轼曰：“吾书虽不甚佳，然自出新意，不践古人，是一快也。”黄庭坚亦云：“随人作计终后人，自成一家始逼真。”可见个性和出新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是何等重要，倘若只能随人俯仰、朝秦暮楚，势必失去自我沦为庸常，亚涛君正在为自己书法的“新意”和“自成一家”而不懈努力追求着。
　　书法从表象上看是一门技巧，但更是文化，其内涵极为丰厚，没有文化和其他艺术的滋养，下笔一定是苍白而浅薄的，只剩下书体和书写技巧的书法是不能深刻隽永的。唯技巧论、唯功夫论，只能越走越窄，越走越难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书法不是练出来的，而是养出来的。所以说学书法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，要能够技近乎道，做形而上的探求。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，亚涛君先后读研于吉林艺术学院，访学于吉林大学古籍所，进修于清华书法高研班等，转益多师广采博取，不断的充电和获取营养为其书法的发展突破储蓄了正能量。
　　汤之盘铭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我们期待着亚涛的书法境界常新、艺术水平更上层楼。